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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发现更多内容工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来时，浙江金融圈并不意外。这已是第四位落马的“四大行”浙江分行原行长——中行郭心刚、建行高强、农行冯建龙此前已相继被查，已经凑齐了一桌麻将。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始于2024年4月，中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纪委监委通报接受审查调查7。一年后的2025年4月29日，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应声落马；5月7日，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5月27日，直到沈荣勤被查的消息传出，为这场反腐风暴画上阶段性句号。
明眼人已经看出，这已经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系统性崩塌。浙江，怎么就成了金融腐败的重灾区？
这一切都要从浙江金融圈的“传统”开始讲起。
四大行分行长的“信贷黑洞”
四位落马行长虽然均已退休，却无一幸免，反映出金融腐败的延续性和隐蔽性。他们的案件揭示出一个共同特征：信贷审批权成为腐败的核心工具。
郭心刚利用职务便利在“信贷审批、矿产开发等方面谋利”，通过多种隐蔽手段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强则被曝在任期间违规审批贷款，造成项目烂尾等严重后果，并从中收取巨额“顾问费”。
更具系统性的是冯建龙案。其副手、农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吕晓东早在2023年5月就已主动投案并被“双开”，通报直指其“违规发放贷款和处置信贷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退休成为腐败延续的伪装。郭心刚2020年5月离职后，仍以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身份活跃于金融圈，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持续敛财。
高强2020年初离任建行浙江分行行长职务后，当年10月即当选财通证券独立董事。沈荣勤2017年退休后迅速转型，身兼钱塘江金研院院长、谦瑞置业董事长、金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三职。
这种“旋转门”现象在金融系统腐败中尤为突出。2024年金融反腐数据显示，去年68名被处分金融业领导干部中，至少有18人“以股牟利”，占比近三成，其中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达13人，投资入股企业的有7人。
在四大行反腐浪潮之外，浙江本土银行系统同样深陷漩涡。浙商银行成为重灾区，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条。
2023年2月，原董事长沈仁康被查，据媒体报道，其受贿或达数亿元，主要包括通过给民企放贷谋求私利8。更令人震惊的是原副行长张长弓案，其受贿金额约3亿元，挪用公款超6亿元，总贪腐金额近10亿元。
2024年8月16日，浙商银行举行20周年行庆大会前夕，时任行长张荣森被有关部门带走，自此与外界“失联”。进入2025年，原副行长兼董秘刘龙也被曝失联，可能卷入沈仁康贪腐案。
不良资产背后的内控危机
杭州银行频发的负面新闻背后，是日益暴露的内控漏洞与资产质量压力。2024年，该行及其分支机构因多项违法违规行为累计被罚没超千万元。
1月因余额包销业务未严格执行统一授信要求等问题被罚210万元；3月舟山分行因业务管理不审慎被罚100万元；8月因违规向借款人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等问题被罚110万元；11月因外汇业务违规被罚没645.50万元。
这些处罚勾勒出一幅内控失守的图景。
更严峻的是资产质量压力。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杭州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余额从13.65亿元飙升至26.16亿元，房地产不良率从3.78%激增至7.07%。这一数据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折射出区域房地产风险向金融系统的传导正在加速。
浙商银行则背负着历史包袱。董事长陆建强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这三年尤其是2024年，我们实际上在化解不良资产方面的力度是很大的。通过三年时间把浙商银行影子银行业务形成的近2000亿元不良历史性地化解掉了。”
去年4月，新“国九条”重磅出台，明确将整治政商“旋转门”、不当入股等问题提上日程，旨在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监管铁军，为金融监管领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而今年巡视组的到来，犹如为浙江金融圈的反腐工作按下了加速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巡视组此次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严查深挖潜在问题。今年年初的大会也进一步明确指出，金融领域将成为接下来的反腐重点区域。
浙江已然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决心以一场短期的“手术”来结束长期的“阵痛”。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却是浙江金融业迈向健康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还金融圈一片风清气正，为经济的稳健前行筑牢根基。